以前我们经常聊化公为私，也就是在国企、集体企业的改革中，通过产权的变更逐步将公有制的东西化为私有制。

而化公为私的反面是什么呢？自然就是化私为公。

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但实质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化公为私，是资产阶级压倒了无产阶级，而化私为公，则反过来是无产阶级压倒了资产阶级。

在化公为私之前，原来的公有制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之后换回来的，因此聊一聊公有制建立的过程，能帮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里面的阶级斗争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公有制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通过人民解放军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没收的原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各类企业、矿厂。那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包括大银行、铁路、大矿厂之类的，都属于这种。

第二部分：是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将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又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这样就把农村分散的个体经济组建成了集体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另一个主要部分。

这两部分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了，它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结果，是推翻了旧社会三座大山以后取得的伟大成绩。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经济主体变更则颇为复杂，这就是原先的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

这也是我们这篇文章重点聊的内容，它变更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我们文章标题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那么所有资本主义形式的私有制，都应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但是理论只能提供指导和方向，还必须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行。列宁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时候就发现，一下子试图破除私有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力所不能及的”。因此，1921年以后，列宁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周期内继续发展一段时间，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

这个原理其实非常简单，虽然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但是你一下子把民族资本家的工厂都给没收了，除了要激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外，就算是把厂子都给你了，你一下子也管不过来，最后如果搞得工厂停厂、资本家卷款外逃、企业破产倒闭的话，那时候只会影响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本来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比封建社会的个体经济要进步得多，它们通过采用机器生产、规模化生产，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外一面，它们又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和盲目性，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都少不了这伙人的参与。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其实就认识到了这种情形，一方面他又想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又要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性和投机性，怎么办？

那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联系，通过手里的政权来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

也就是既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又要限制其盲目投机的一面，然后逐步地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种通过无产阶级政权来与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从而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就叫国家资本主义。

用当时官方的解释来说：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即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从这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要想利用、限制甚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一个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家是不会主动服从你的限制和改造的，这一点在我们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一句口头上的政治语言，它非常明显的体现在新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之中。

建国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较之封建时期的个体手工业、个体农业要进步很多，但是因为长时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发展不仅十分缓慢，而且受到多方面的阻碍和牵制。

原因就是：核心技术、资金原料这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不是掌握在洋人的手里，就是掌握在大官僚、大军阀的手里。蒋介石就是全国最大的那个官僚嘛。

而民族资本家所掌握的，主要都是些倒买倒卖的商业，以及部分轻工业，而且就算是轻工业，很多设备也都得靠进口，所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官僚阶级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当时除了像生产所必需的柴油、汽油、机器设备这些东西需要进口，就连棉花、羊毛、造纸厂的木浆、橡胶厂的橡胶等等都需要进口。

而新中国刚刚解放以后，因为帝国主义采取了封锁政策，许多私营工厂的原料所剩无几，不得不陷于停工或是半停工的状态。

1949年初的时候，上海全市87个主要工业行业的13647家工厂中开工生产的只有3534家，开工率一般只有四五成，低者为一二成。74家毛纺厂中全部停工者48家，完全正常生产的只有2家。

这种状况当时在全国都很普遍，因此在建国以后，那些原先依赖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就不得不转而依赖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发生联系。

这样一来，就为私营资本主义转化为与国家资本发生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于是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一方面国营企业给私营企业提供原料、提供订单，甚至提供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就可以借此来严格限制民营企业的投机倒把、哄抬物价。

你敢扰乱市场，那么不好意思，你需要的原料立刻就给你停掉，国家的订单你一个都别想要了。

这样一来，既可以利用原来的民族工商业开工生产、发展经济、解决失业，又可以限制住它们投机倒把，盲目逐利。

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就是新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初级形式。

这里面体现的其实就是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在原料、资金方面对私营资本主义的专政形式之一。

可是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你有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有它们的反专政。

从1950年调整工商业以来，随着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后，它们很快就不满足于用正常的方法获得一般利润。

你无产阶级不是要在原料、资金、市场上对我们专政吗？那我们就给你来一个反专政，怎么反？

当时的手段主要有五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称之为”五毒“。

而要实现这五种手段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途径就是：对我党干部、国营企业干部展开糖衣炮弹的进攻，拉出去一顿腐蚀，腐蚀成功了，又打进来，从而帮助它们实现反专政。

应该说，这种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追逐高额利润的本质决定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反和五反运动随之而来。

在我党内部，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而在资产阶级那里，则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如果说在原料和资金方面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专政形式，那么三反、五反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专政形式。

三反、五反离不开群众运动，必须发动群众来监督不法资本家，监督工厂的各种”五毒“行为，因为如果不发动群众，只是依靠党内机构来解决这种问题，那么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包办代替。

这种包办代替短期看不出什么，长期下去，如果始终把工人、群众撇在一边，那么党内官僚和资本家一旦结合并发展起来，那时候再想反就反不了了，道理很简单，你见过自己阵营反自己阵营的吗？

那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就会瓦解，就会成为一句口号，就会形同虚设，那时候你还想化私为公？？不可能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也必然面临化公为私的命运。

所以，这里大家就明白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区别和意义所在了。

一开始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实现的。

但是随着农村集体化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村合作社经济发展越来越普遍，国营经济也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种更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出现了。

这就是以公私合营为主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为什么当时很多私营资本主义经济愿意接受公私合营？很多企业甚至赶着要实现公私合营，曾经一度还闹出把个体户、小作坊都纳入公私合营的过热现象。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化了以后，国家通过合作社掌握了农村的广大市场。

当然，当时农村合作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对私营资本主义进行改造和专政，而是为了更快地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不然，你的钢材、石油、设备、原料如果全依靠国外进口，不还是相当于要在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国家吗？

但是农村集体化的出现，却在客观上使得国家掌握了农村的广大市场，你私营企业要想拥有农村这块广大的市场，就必须依赖农村的合作社作为销售渠道。

这样一来，国家就不仅掌握了生产原料，而且掌握了销售市场，这就在经济上彻底地将私人资本主义分割包围，对它们形成了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

公私合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它通过国家的投资将私人企业转变为公私共有共营的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方面也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但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实它跟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不是一个概念。

当时的国营经济指的是完全由国家掌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则主要是公私合营经济。

到了1953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公私合营，其实我们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指的就是公私合营经济了。

而这种公私合营的经济，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其实它体现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意志，而私人资本家则主要以”定息“的方式获得生产的一部分利润，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只享有分红权，慢慢地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公有制经济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因为它是公有性质的：

所以它的生产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增值服务的，而是为社会的实际需求服务的；它必须受到工人的监督；工人必须有管理和参与制定决策的权利；工人有享受生产成果的权利；企业管理者虽然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但决不能有特权；

这些都是由公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公有，所以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不是雇佣和剥削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协作关系，产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劳分配。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完全与上述特征相反，而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建国初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引导走向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形式。

它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方针下催生出来的一种经济模式。

本质上说，它就是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化私为公的一个过程。

毛主席曾在1953年7月9日对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所作的批语中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这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过程来看，公私合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种公私合营到底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这才是重点，是重中之重。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它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资本家只剩下分红权，而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工人的各种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公有制的特点可以得到彰显。

反之，如果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公私合营所体现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的特点，工人的各种权益就会失去保障。

所以，其实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有没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才是最重要的。